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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（第5页）

法国巴黎在十九世纪末曾暴发过一场回归热，而且是每年八月暴发，非常准时。卫生部门花了大力气才查明。原来第戎有一个知名乐队，每年去巴黎参加七月十四的巴士底日演出。他们乘坐的马车垫子里，全是携带回归热螺旋体的虱子。

听完方三响讲的这个故事，徐东敛起了笑眯眯的模样，环顾四周，语气严肃：“同志们，郭梁沟镇离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实在太近了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鬼子，可不能因为自己人的失误送掉性命。”

甭管是“伤寒玛丽”还是“第戎乐队”，让它们接近兵站医院，都会是一场灾难。

其他几个人齐刷刷挺直了身板，神情紧绷。可这病在陕北肆虐了上百年，根除谈何容易？大家同时看向方三响，这是上海来的防疫医生，一定有些好办法。妇女主任挽起袖子大声道：“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就会打扫卫生。方医生，你锦囊里有什么妙计，我们照办就是！”

方三响一阵苦笑。他们恐怕要失望了，疫病调查可没什么锦囊妙计，就是个辛苦活。

比如教科书上说，肉毒梭菌通过食物来传播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。也许携带者是个屠夫，污染的是同一种食材，流散到不同的买家手里；也许携带者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，他在每一家污染的食物都不一样；也许同一个村里，地主买了过期的马口铁罐头吃了中毒，而穷人反而因为吃不起躲过一劫……

人是社会性生物，社会有多复杂，流行病的传播就有多复杂。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线索，比对分析，才能拎出一条传播链条，斩断其根源，这没有取巧之道。

“这样吧，我们先去发病现场看看。”

方三响提议，回到现场，永远是防疫的第一准则。于是众人又去了最早出事的那个布铺后院。

这是个典型的西北小院，前厢房是铺子，后厢房住人。小院很是轩敞干净，两侧的墙上挂着几串辣椒和玉米棒子，台阶上晾晒着一些山楂干。在靠近厨房的小屋里，几条风干的暗褐色羊肉在架子上微微晃动，彼此相连，下面还搁有两瓮腌酸菜。布铺里的掌柜和伙计都染了病，此时空无一人，陈设还保持之前的样子。

院子里面落满了一层黄土，这是昨晚大风带来的，只要一天不扫就会变成这样。在陕北这不算脏，袖子一拂就得了。方三响里里外外转了一圈，这里的厨房出乎意料地干净。这也能理解，政府在外头修了垃圾场和公共厕所，粪便、污水和垃圾有地方去，谁愿意弄脏家里。

在厨房里，方三响看到一堆狼藉没洗的碗碟。从上面的残迹可以判断，这户人家出事前吃的最后一顿饭是辣子羊肉、腌酸菜还有几碗油泼杂面，相当豪奢了。

老乡绅见他一直盯着碗碟，以为方三响饿了，呵呵讨好道：“要不咱们回镇公所，先吃点东西？我家里的厨子，做羊肉是一绝。”方三响摇摇头，皱着眉头走回院子，指着那几条羊肉：“这是风干的吗？”

“对，这个老板是靖边人，那边喜欢把刚杀好还滴着血的羊肉切成条，秋天挂起，西北风吹干，到打春时就能吃了。”看得出，妇女主任对这些人家都很熟。

方三响蹲下身去，打开风干架子下方的陶瓮，里面满满挤着墨绿色的腌白菜，菜叶中间还夹杂着零星的盐粒和黑乎乎的东西。

“他老婆是甘泉的，所以会往这缸腌菜里加花椒、大茴、蒜瓣和生姜，那味道是真不错。”妇女主任见方三响伸手过去，赶紧又补充，“在这儿可不兴乱拿东西啊。你想吃，我回头请你。”

方三响笑了笑，只从羊肉上割下一小条，又从瓮里挑出一片叶子，倒了点酸浆水出来，分别放入样本试管里。

“风干羊腿属于生肉，肉毒梭菌多见于被宰杀的牲畜肉中。而腌酸菜的瓮属于低氧环境，很适合肉毒梭菌这种厌氧菌繁殖。”方三响解释道，“我怀疑，吐黄水病的根源，就是这两样食物。”

“那八成是酸菜。”徐东猜测，“陕北这里比较穷，一般人家，难得吃上一顿羊肉，倒是酸菜，家家户户都腌的。春菜长出来之前，农户都靠这个下饭。”

方三响摇摇头：“不要太早下结论，要等检验了才知道。”然后把试管递给老徐，“麻烦你把这个，还有之前我在患者那里搜集的样本，一并送回延安。”

他之前已经采集了患者的血清、粪便和胃液样本，但手头没有设备，必须把样本送回防疫队去培养化验。

“这派个后生送回去不就得了？”老徐疑惑道。

“我们这次还带来了一批伤寒霍乱混合疫苗，需要在镇上打一下，有备无患。”方三响这么多年从事防疫工作，经验丰富，思虑很是周全。

老徐听明白了。疫苗属于战略物资，非他回去协调不可。于是徐东郑重其事地把样本揣到怀里，然后问：“那你呢？打算继续留在这镇上？”

“镇子看过了，我还要去郭梁沟附近的村子调查一下环境。”

周围的干部们一听，纷纷露出意外的神色。他们本以为这个上海来的医生娇生惯养，肯定会留在镇上享福，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去村里。

“时疫防治最重实地勘察。再好的理论不去现场验证，都是虚的。”方三响郑重道。

他之所以要去调查，其实还有一层非医学的考虑。第54防疫队携带的试剂数量有限，没办法做撒网式的大规模排查。方三响只能先锁定一个正确的范围，才能提高检测效率。在延安这里，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。

妇女主任豪爽地一拍胸脯：“这样好了，这附近的村子我都熟。我带你去，省得开路条了。”方三响知道这边管理很严，如果没有政府开具的路条，走不出十几里就会被拦住。有当地人陪同自然再好不过，当即应允。

于是徐东携带样本匆匆返回延安，方三响教会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输液的办法，留在镇上应对越来越多的病患。妇女主任做事雷厉风行，当即领着方三响离开郭梁沟镇，迎着呼呼的大风前往附近的村子。

在路上妇女主任自我介绍，说她叫齐慧兰，米脂人，早年在山西读过女校，算是郭梁沟本地干部里文化水平较高的。她丈夫也是个地方干部，在延长县工作，两人距离不算远，但已半年多没见过了。

“说不想我们家老头子，那是假的，可得分啥时候。前头打鬼子流血牺牲，我们在后方不赶紧多做点事，哪能光想着自家炕头呢？”

齐慧兰快人快语，健步如飞。看得出，她常年穿行于黄土高坡，腿脚锻炼得相当灵便，相比之下方三响反而显得笨拙。

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齐慧兰带着方三响先后去了疫情最严重的四个村子。让方三响印象深刻的是，齐主任对这些村子都极熟悉，村里住着几户人家，家里几亩地，谁家跟谁是什么亲戚，张嘴就能讲出来。而那些村民对齐慧兰也十分热情，跟看见闺女回娘家似的。

说实话，方三响真有点不习惯。他以往去各地防疫，政府部门别说配合，不拖后腿就算不错了，事事都需要红十字会亲力亲为。而在郭梁沟镇的这几个村子里，大部分协调工作都被齐慧兰安排妥当，老百姓服从安排，方三响可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疫病调查上。

他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吐黄水病患者在发病前的情况，吃过什么食物，接触过什么人，怎么接触的……只有搜集足够多的案例，才能找到所有患者的传播共性，顺藤摸瓜找到源头。

这个工作量，按说需要至少五人才能完成调查。而方三响只有一个人，只能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不是在村里一户户搜集信息，就是在村子四周转悠，去茅厕、地窖、水源甚至坟头做环境调查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导致传染的地方。

这份功夫让齐慧兰也暗暗佩服，这么大风沙还坚持外出，回头都快变成个土人了，这个上海医生倒真是个能吃苦的。

在调查过程中，让方三响感触最深的，还是当地农民的贫苦程度。大部分村民的窑洞里，都是家徒四壁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谁家里有一口铁锅、几个瓷碗，就已经算是家境殷实。他甚至看到几户人家，几口人干脆和羊群挤在同一个窑洞过，满是腥膻味道。

而当地最缺的，还是医生和药品。但整个陕北的医疗资源都极度匮乏，村民们小病靠扛，大病靠躺。在其中一个村子，老太太害了眼病，家里没钱，就让她一个人躺在炕上瞎着。方三响看她实在可怜，便拿出最后一点磺胺给她用上，还顺便检查了一下老太太的身体。